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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货币史上，由官方发行纸币的最早记录是中国北宋仁宗时期。北宋初，四川富民就开始发行纸币，称为交子。至宋仁宗天圣元年（1023年）改由官府发行。终北、南两宋，纸币名称复杂多变，又称楮币、楮券、关子、会子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纸币发行中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，当时就有不少人对此进行了探讨。由于纸币在宋代初次发行，纸张本身价格低廉，对于世世代代通常使用铜币的民众来说，纸币是否能长期稳定安全地流通使用，难免产生担心。对此，宋朝政府采取发行纸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和钱钞并用的措施，以取信于民。
对准备金的强调
《长编》卷272的附录中，记载了参知政事吕惠卿于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8月十叁日记录的宋神宗与群臣论交子的一段对话。&濒诲辩耻辞;上曰：&濒蝉辩耻辞;交子自是钱对，盐钞自以盐对，两者自不相妨。&谤蝉辩耻辞;石曰：&濒蝉辩耻辞;怎得许多做本？&谤蝉辩耻辞;上曰：&濒蝉辩耻辞;但出纳尽，使民间信之，自不消本。&谤蝉辩耻辞;佥曰：&濒蝉辩耻辞;始初须要本，俟信后，然后带得行。&谤蝉辩耻辞;&谤诲辩耻辞;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发行纸币，要有一定的&濒诲辩耻辞;本&谤诲辩耻辞;作为准备金。当纸币获得人们的信用后，才可以超过&濒诲辩耻辞;本&谤诲辩耻辞;而发行了。
对准备金率的估算
宋徽宗大观年间，时人周行己对准备金的具体数量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
他说，发行纸币&濒诲辩耻辞;国家常有叁一之利，盖必有水火之失，盗贼之虞，往来之积，常居其一。是以岁出交子公据，常以二分之实，可为叁分之用&谤诲辩耻辞;。所谓&濒诲辩耻辞;水火之失&谤诲辩耻辞;，是指纸币意外毁于水火等自然损耗；&濒诲辩耻辞;盗贼之虞&谤诲辩耻辞;是指纸币容易被抢被偷，影响兑现；&濒诲辩耻辞;往来之积&谤诲辩耻辞;是指一部分纸币经常在流通过程中被当作资金和财富储积起来，不能兑现。
这叁条原因中，第一条自然损耗的数量不会很大，可以不予考虑。第二条如纸币被抢被偷，仍有可能拿来使用或要求兑现，不能作为准备金可以低于纸币发行额的理由。只有第叁条才是纸币发行准备金低于发行额的最主要原因，这是占不能兑现的纸币中比重最大的部分。
周行己预估叁者各占纸币发行量的1/3，所以认为只要有2/3的准备金，就可以保证全部纸币的流通。周行己2/3准备金的理论虽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比例，但他提出的纸币发行不需要十足准备金的理论，则是对货币管理思想史的重要贡献。
滥发纸币的后果
综观史籍，北宋时期，纸币的发行大多预留有准备金。据《宋史&尘颈诲诲辞迟;食货下叁》载，&濒诲辩耻辞;大凡旧岁造一界，备本钱叁十六万缗，新旧相因&谤诲辩耻辞;。因此，其大部分时间里纸币的发行还属正常，没有引起社会与经济的大波动。宋徽宗&濒诲辩耻辞;大观中，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，至引一缗当钱十数。及张商英秉政，奉诏复循旧法&谤诲辩耻辞;，这场短期的超本钱发行的风波才算平复。
南宋初年，军费等浩大的开支使准备金难以筹措，宋高宗时为解决财政危机，朝廷发行纸币往往是不预留准备金，遂致社会人心惶惶，议论纷纷。如南宋绍兴年间，一位言者就揭露了这种情况：&濒诲辩耻辞;广南、福建等六路交子叁十万、两浙路交子一十万、临安府界小交子一十万，并见造江南、两浙预充籴本交子一百五十万，其合用钱本，并未见桩管，由是远近士民议论纷然，皆以为不便。&谤诲辩耻辞;与此相反，宋孝宗时，朝廷发行纸币比较重视预留准备金，就取得较好的成效，市场上纸币流通平稳。
如淳熙元年（1174年）&濒诲辩耻辞;叁月二十八日，诏左藏南库给降会子二十五万贯，分下临安、平江、绍兴府，明、秀州主管盐事，措置收买额外浮盐，报交引库印钞，召客算请，将息钱赴封桩库别项桩管，以备循环收换会子&谤诲辩耻辞;。到了南宋后期，由于国库空虚，财政赤字巨大，统治者就只能饮鸩止渴，滥发纸币，根本谈不上准备金。
正如端平年间大臣李鸣复上奏所言：&濒诲辩耻辞;今日之财用匮矣&丑别濒濒颈辫;&丑别濒濒颈辫;府库已竭而调度方殷，根本已空而耗蠹不止。庙堂之上，缙绅之间，不闻他策，惟添一撩纸局以为生财之地。穷日之力，增印楮币，以为理财之术而已。&谤诲辩耻辞;
纸币金属币并用的原则及其实际效果
南宋着名抗金将领辛弃疾支持发行纸币，主张国家税收要铜钱、纸币各征收一半，以增强人民对纸币的信任感。袁燮指出：&濒诲辩耻辞;守铜楮相半之法&丑别濒濒颈辫;&丑别濒濒颈辫;尚何忧铜钱之寡而楮币之轻乎！&谤诲辩耻辞;&濒诲辩耻辞;钱会中半&谤诲辩耻辞;原是南宋政府的一项财政原则，但实施中往往走样。政府是会子的发行者，但自己就不相信会子，在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时多收钱少收会子，而支付时则多支会子少支钱，这只能引发百姓对纸币的更大不信任感，更不敢使用或储藏纸币。
南宋光宗时期，杨万里提出&濒诲辩耻辞;母子相权&谤诲辩耻辞;论，主张金属币（铜钱、铁钱）与纸币并行。他认为两淮有铁钱为母，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铁钱的会子；江南有铜钱为母，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铜钱的会子。这叫做&濒诲辩耻辞;母子不相离&谤诲辩耻辞;。反之，如果单有&濒诲辩耻辞;子&谤诲辩耻辞;（会子），而无&濒诲辩耻辞;母&谤诲辩耻辞;（铜钱、铁钱），则不能发行。如沿江八州军没有铁钱，铁钱会子&濒诲辩耻辞;无钱可兑，是无母之子&谤诲辩耻辞;，因此难以流通。他这里所说的&濒诲辩耻辞;母子相权&谤诲辩耻辞;，就是指纸币可以兑为钱币。不过他所主张的兑现只是市场上钱币和纸币能自由兑换，不是政府实行的纸币兑现制度。
在封建社会里，市场上的自由兑换，必须建立在政府纸币兑现的基础上。只有后者能够保持稳定的兑现制度，才能取信于民，实现前者的自由兑换。杨万里的&濒诲辩耻辞;母子相权&谤诲辩耻辞;论在当时是有的放矢的，南宋时期政府滥发纸币搜括百姓，以应付庞大的军事开支。而且政府发行了大量的会子之后自身又不愿接收，在百姓用纸币纳税或缴纳其他官项时，往往多方限制刁难。因此，杨万里主张纸币必须同金属货币同时流通，纸币能够和金属货币相兑换，这样才能被百姓所接受，实现流通。
